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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书:作家写作要舍得割爱

日期:2020-01-30编辑作者:教育平台

1934年生于上海的张玉书,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近半个世纪,是目前国内德语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元老级人物。

“外文之难,并非难在口语,而是难在理解。”在对《第一财经日报》谈及自己浸淫德语文学50余年的感受时,著名德语翻译家张玉书如是说。日前,张玉书译介的茨威格主要作品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教授于2019年1月5日去世,享年85岁。张玉书生前曾翻译多部茨威格作品,被认为是最懂茨威格的翻译家。

1982年当选为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84年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起任欧华学会理事,1990年起任德国图宾根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1999年当选为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2000年起任《文学之路》(德文版中国日尔曼学年刊)主编,2002年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2007年起任《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主编。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消息,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教授于2019年1月5日13点57分,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室昏迷数日后离世,享年85岁。

读书报:8月份,四卷本《茨威格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并亮相上海书展,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作为这套文集的翻译者,您是怎样结缘茨威格?

“没有不能翻译的东西,只有没有理解的东西。”这句话让张玉书感觉特别受用。“看不懂也不能胡翻,胡翻就是骗人,骗人就是假酒假药。翻译家不能粗制滥造,不要假酒假药,要经得起推敲。”

张玉书1934年出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他历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西语系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张玉书在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起任欧华学会理事,2000年起任《文学之路》主编,2002年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07年起任《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主编。

张玉书:我出生较晚,1949年前茨威格在中国翻译介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在以日丹诺夫、卢卡契为代表的国际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里尔克、卡夫卡都成为颓废作家,茨威格也不清不楚地受到冷遇,在冯至先生主编、我也参加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中便只字不提茨威格。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看到《世界文学》上发表的纪琨先生翻译的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真是惊喜交加。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茨威格的小说。它使人耳目一新,给了我极大的艺术享受,我立刻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了莫斯科版的《茨威格小说集》,这是当时能够买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本原文的茨威格的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不久,神州大地便沉入严冬之中。

1953年,从未接触过德语的张玉书,在自己的高考志愿表上义无反顾地填上:德语、德语、德语;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他如愿以偿,至今54年,从未离开过北京大学德语系。

张玉书因翻译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作品被中国读者熟知。张玉书翻译了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茨威格的自传《昨日世界》。1999年,张玉书当选为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

读书报:茨威格何时开始进入中国大众读者视野并在社会上掀起“茨威格热”的?

张玉书的名字,从此常与席勒、海涅、茨威格等文学巨人站在一起。作为《海涅文集》、《席勒文集》的主编、译者和茨威格多部作品的翻译者,张玉书认为,这些巨人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变得聪明”。在8月19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讲座上,张玉书论及茨威格在二战期间遭受迫害最终自杀的原因,义正词严地告诫大家“茨威格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善于分析,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

张玉书与茨威格结缘,得益于启蒙老师谭玛丽先生的赠书推介。谭玛丽先生的赠书《约瑟夫·富谢》是茨威格的一本历史人物传记,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见风使舵的政要人物。张玉书在阅读之后深受震撼,当时就动了翻译的念头,想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以警示后人。

张玉书:十年噩梦过去,我国文坛又现春色,茨威格才乘着春风飘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拨动了读者的心弦,接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它独特的魅力使众多读者为之风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选》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于是出现了茨威格热。

由张玉书翻译的茨威格主要作品集《心灵的焦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过七旬的张玉书因而短暂离开北京大学,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畅谈茨威格。“我很怀疑,现在还有人读茨威格吗?”但几天后,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茨威格的读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多,这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

从这本书开始,张玉书不断阅读并翻译茨威格的作品,走进这位奥地利作家的内心深处。2007年,根据多年的教学和翻译体会,张玉书写了一本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帮助读者了解茨威格含蓄内敛的心灵世界,尝试探索他的自杀之谜。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纪念茨威格100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刊印的是我的译本,书名译作《爱与同情》,初版时便印七万册。这个译本以后又分别以《心灵的焦灼》和《爱与同情》的书名再版多次。

为德语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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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当时的中国文坛对早期的“茨威格热”有着怎样的反应?这股“茨威格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一辈子严谨。搞翻译必须严谨。”张玉书很严肃地对记者说。但他又是个风趣的人,不时语出机锋,他反问记者:“难道幽默和严谨是矛盾的吗?”

《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张玉书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张玉书:1987年我把我译的《斯·茨威格小说集》送给老作家刘白羽先生。刘老读后,赞不绝口,在《文艺报》上撰文,称赞茨威格精湛的写作艺术,称其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坛的大师。支撑茨威格作品宏伟大厦的另一柱石是人物传记。“文革"”开始后,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谭玛丽先生偷偷地把茨威格写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谢》送给我,只简单说了一句:“好像是为我们写的”。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不断变节,出卖战友,背叛信仰,历经动乱,始终位居要津的权术家、风派人物的事迹竟有这样大的现实性,令人震惊。

有谁说得清,是浪漫的情绪使然,还是理性的思考使然,让他在半个世纪前毅然决然地学德语?“高中时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茵梦湖》等,都是郭沫若、巴金等名家翻译,从此很喜欢德国文化。事实上,我是通过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作品《约翰·克里斯托夫》了解德国的,一本《约翰·克里斯托夫》,实际是在讲贝多芬的一生。”

在张玉书看来,茨威格不是一位只会描写风花雪月的流行文学作家,他是一个以独特方式抗击专制暴政,反对纳粹的斗士。茨威格最后选择在南美自杀,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在法西斯控制的欧洲地区被禁止发行,南美虽好,却没人能读懂他的作品,就像《象棋的故事》所说的“沉在海底里的一个密封箱”,没有了鲜花与掌声,他失去了活下去的耐心。

我当时就萌生翻译此书,以警世人的强烈冲动。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付诸实现。1993年我从德国讲学回来,发现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有增无减,于是我翻译了《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让广大读者看看80年前茨威格如何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著名变色龙的故事为其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勾画脸谱。

考入北京大学后,张玉书从此与德文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时代,这个不被承认的“小毛孩子”就开始“瞎翻”海涅等人的作品,但直到1964年,学习德文11年后,张玉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才出现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这是给美学家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补遗”。老师冯至给了他一万多字的《歌德谈话录》,要求他在三天之内翻译完成。张玉书按时交卷,“冯先生看都没看一眼,只要我对不懂的提问”。第一次,张玉书有了“小鬼当家”的感觉。

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张玉书还是研究德语诗歌的专家。他曾说,翻译茨威格仅仅是工作中的一部分,而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和翻译德国诗人海涅和席勒。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张玉书主编了《海涅选集》和《席勒文集》,翻译了席勒的剧作《玛利亚·施图亚特》和海涅的《论浪漫派》等作品。张玉书也希望读者多多了解海涅和席勒。和茨威格一样,两位诗人的作品不仅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文章风骨也鼓舞了一代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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